2013年，中国需要哪些必要而迫切的改革？在8日一场题为“中国改革议程：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分论坛上，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林毅夫、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马丁·杰克等论坛嘉宾就此话题展开了一番热议。
论坛主持人开场时向主席台上的4位嘉宾提出了一道即兴问答题：“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林毅夫称是“实现经济转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巴尔舍夫斯基的答案是“以新战略释放制度红利，实施城镇化战略”，樊纲则认为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推进城镇化”，马丁·杰克回答说是“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反腐败”。
四位嘉宾的答案中均涉及改革。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国家面貌到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国有近5亿人摆脱了贫困。如果说过去的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那么，今日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复杂的矛盾问题，中国更需要以改革激发出制度红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发展如何实现转型，人民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改革如何走出“攻坚区”和“深水区”，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人民期盼的热点。
巴尔舍夫斯基和樊纲不约而同地都把城镇化看作是下阶段中国改革的优先领域。确实，当前中国经济总量虽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人均GDP水平在全球排名接近90名，城市化率水平只有52%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当务之急是要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樊纲表示：“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几年后不是回到家乡，而是要在城里待下去，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这涉及户口制度改革。”林毅夫补充说：“全国只有35%的人口拥有城市户口，这意味着17%的人口，即约2亿人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利。”巴尔舍夫斯基认为：“让更多人获得城市服务，能增加消费，这有助于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经济构成中，消费占比超过50%，而中国只有约30%，这意味着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与西方相比还处于初级阶段。”马丁·杰克指出，“中国的改革需要从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巴尔舍夫斯基呼应说：“中国政府已经确定了将来的经济目标，并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下一步要看能否把计划落到实处。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在顶层作出决定。”
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有在全面深化中突出重点、找准突破口，才能事半功倍。城镇化发展将会释放巨大投资和消费需求，这将是未来促进内需的战略着眼点，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能。
在谈到中国的居民储蓄水平时，中外嘉宾展开激烈的观点碰撞。巴尔舍夫斯基认为：“储蓄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需求，高储蓄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但中国储蓄率过高将导致金融压抑，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林毅夫显然不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他举了两个国外的例子予以回应：“在亚洲，新加坡是高储蓄率国家，其经济运行被公认是健康的。在欧洲，德国的储蓄率水平也较高，其经济状况同样无可挑剔。”
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才能引领中国巨轮穿越难关险滩，驶向全面小康的彼岸。改革只有通过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才能让更多的人得以分享红利。改革红利不会自动变现，以真抓实干的精神推进制度创新，以造福人民的使命感承担历史责任，就一定能有更大作为、更多进步，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就难以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开放来实现。
